2026年全国两会，民生保障再次成为会场内外的热议焦点。对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来说，社会保障、劳动就业、社会分配依然是他关注的核心。在中国“超常规”的老龄化挑战和人民群众怀有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背景下，郑功成代表今年带来了多个关乎“一老一小”及弱势群体的议案建议，呼吁社会保障制度要回归公平本源，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。以下是央视网记者专访郑功成代表的实录。

央视网记者：代表您好，首先想问问您今年主要带来了哪些议案建议？

郑功成：我每年关注的都是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三大领域。今年，我重点提出了关于加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典》编纂、推动《养老服务法》立法，以及普遍提高居民养老金待遇的建议。特别是对于高龄农民，我建议要大幅度提升其基础养老金标准。

老年人的福利和儿童的福利应当引起更高重视。国家宏观的“投资于人”的政策取向要具体落实到“一老一小”身上，落实到弱势群体身上，落实到当前社会保障待遇较低的群体身上。这才是社会保障应有的温度。

央视网记者：您特别提到了《养老服务法》的立法，您可以介绍一下吗？

郑功成：中国的老龄化是“超常规”的。首先是规模超大，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；其次是速度超快，短短20年，我们就从轻度老龄化迈向了重度、深度老龄化；第三是伴随高龄化，七、八十岁的老人已不再稀奇；第四是少子化，出生人口从十年前的1780多万降至去年的790多万，再加上家庭规模缩小、人口流动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式微，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养老压力。在短短20年内，我们的老龄化叠加了这么多的现象，社会确实面临重大挑战。

目前我们的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足，结构也不合理，急需的护理型床位短缺。比如很多家庭面临“一人失能、全家失衡”的问题，一个年轻人上有父母，他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都在，需要赡养五六个老人，你说他们能不焦虑吗？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强调了护理型床位，在“十五五”规划里也把它作为一个约束性的指标，护理型床位占养老机构床位的比例要达到73%。作出这样规定的核心作用是给老百姓吃下一个“定心丸”，给他们提供清晰的稳定预期。我们要告诉百姓：政府的责任边界在哪里？哪些服务是由政府兜底的，哪些是需要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？比如，对于失能失智老人，政府能提供多少帮助？哪怕不能把问题全部解决，也要明确比例，让百姓心里有底。同时，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成本问题，让老人活得有尊严，减轻子女的负担。

央视网记者：在养老服务中，您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？

郑功成：实际上，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老年保障制度：养老金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来源问题；护理保险解决失能失智老人需要照护的成本问题；医疗保障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怎么治疗、怎么管理的问题。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
政府要扮演主导者的角色，但不是“包办者”。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，政府首先要兜住底线。这个底线指的就是失能失智、高龄空巢的老人缺乏照料就会面临的最基本的生存危机。政府必须有计划地建设护理型机构和足够的护理型床位，将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。有一部分是由政府买单，一部分是由政府主导，一部分是需要调动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，从而是一个共建共享的格局。

同时，我们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。我们有公有制基础，土地国有，可以降低养老产业投资成本；我们所拥有的强大的国有经济，可以参与基本养老服务；我们有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，村居委会和党组织能有效动员资源。只要理念先进、制度安排合理，我们就有能力解决好养老问题。

此外，还要盘活公共资源。随着出生人口减少，闲置的幼儿园、学校等公共设施，可以被改造为养老设施。这不仅能降低养老产业的投资成本，也能快速增加供给。

中国的老人还是比较节俭的，有时候宁愿自己苦一点，也会少要点养老服务。但是我们一旦建立相关制度，老人就会知道这个制度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养老服务，他们自然会是愿意的。如果我们建立了覆盖面广泛的护理保险制度，假如一年支出5000亿元的护理保险基金，它不光能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后顾之忧，也能成为支撑养老产业里投资者信心的制度安排。

央视网记者：您曾提出社会保障要“雪中送炭”，帮扶弱势人群，这一观点的具体内涵是什么？

郑功成：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促进公平，反而放大了差距，那就不是好制度；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固化了阶层差距，也不是一个好制度。所以社会保障的进步意义，就是促进公平，这是它的必由之路。

当前，我们的社会保障在公平性上还有提升空间，这其中有历史原因。因为我国幅员辽阔，地区发展有快有慢，以养老金为例，目前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较低，难以解决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。特别是高龄农民，早些年他们出义务工修水库、建公路、修港口、修码头等，为共和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。现在大幅提高他们的基础养老金水平，是制度公平的体现。我们也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产等方式，给予他们应有的补偿。

在医保方面，一个家庭成员生一场大病，可能把整个家庭压垮，这种现象应该在“十五五”“十六五”时期有大的改观，要逐步建立优质的制度机制，给予老百姓清晰的预期。

在福利方面，2025年，国家推出了育儿补贴和学前教育免费政策，这是大手笔的民生投入。我到一些地方调查的时候，老百姓很高兴，他们说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能领“工资”了，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：只有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，百姓才敢消费。消费是支撑我们经济长久发展的战略支点。

央视网记者：您连续多年呼吁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，今年的建议与往年相比有何不同？

郑功成：我的建议是针对农村高龄老人群体，要大幅提高他们的养老金水平，让养老金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来源问题，满足这些最有需要的人。我到很多地方调查的时候发现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当农民，种地的都是中老年人，尤其是老年人，但是农业是我们的基础产业，我们总得有两三亿人生活在农村。如果解决不好他们的养老金、福利问题，这对我们国家是不利的。

央视网记者：今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您对未来五年国家发展最核心的期待是什么？

郑功成： 我最期待的是“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”。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也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在。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“投资于物”与“投资于人”紧密结合，资源要更多地向民生倾斜，保障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。我希望看到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得到大力推进。无论身处北京还是四川大凉山，老百姓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和教育资源。

央视网记者：在就业和教育方面，您有什么展望？

郑功成：就业方面，要从“充分就业”转向“高质量就业”。核心是消除就业歧视，比如年龄歧视、性别歧视和学历歧视。很多人不见得有博士学位，也不见得是一流大学出来的。我们要承认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，学历当然代表着一个人受教育的高度，但是学历跟能力之间不能画等号。我们这个社会有医生，也要有护士，要符合社会的结构性需要，这才是合理的。人人追求卓越没有错，但是从就业的环境上讲，我们要不拘一格降人才。所以我们的法律要明确禁止歧视，同时也要有监督机制，将就业歧视现象纳入劳动监察范围，让违规者付出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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